一
在20世紀二三十年年代，在中國的許多高校里，特別是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都聘請了一些西方專家任教。在這些專家中，有一位英國人燕卜蓀，他在中國的講學活動對于艾略特等人的西方詩歌在中國的傳播，對于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發(fā)展，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在中國的時候，正值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于是，他的身影也出現(xiàn)在隨著學生南下轉(zhuǎn)移的隊伍中。
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是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詩人。1925年，他考入劍橋大學瑪?shù)铝諏W院念數(shù)學，兩年后在數(shù)學學位考試中獲得第一名，并開始以劇作家和詩人的身份被人所知。1928年，與他人共同創(chuàng)辦《實驗》雜志，力圖將藝術(shù)實驗、哲學實驗與科學實驗結(jié)合起來，結(jié)果被斥為“聰明的年輕人可悲地盡講廢話”。在本科期間，燕卜蓀用自己的話說，沉湎于“讓人頭暈的夸夸其談”，其詩歌創(chuàng)作是“孤獨與受難”的產(chǎn)物。
之后，他由數(shù)學專業(yè)轉(zhuǎn)讀文學專業(yè)，獲得文學學位考試榮譽第一名。他師從大名鼎鼎的文學理論家瑞恰慈。他在瑞恰慈給他批改的一份作業(yè)中得到啟示，于1930年寫出了震驚現(xiàn)代西方文學界且影響久遠的著作《朦朧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將瑞恰慈倡導的文學批評中的語義分析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推動了美國新批評運動的興起。在該著作里，他并不認為朦朧（因詞法、句法、心理因素分為七類）與思想的深刻相得益彰；他想證明的是，當朦朧被一位嫻熟的詩人運用時，便能表達我們非言語現(xiàn)實中許多方面的模棱兩可或令人驚奇的經(jīng)歷。
這部書的完成，讓瑞恰慈非常震驚。因為這一年，24歲的燕卜蓀大學尚未畢業(yè)，就鑄成了一位老道的理論家一生的成就。他的這部早年著作被新批評派視為經(jīng)典，競相效法。該書改變了整個現(xiàn)代詩的歷史，也開創(chuàng)了“細讀”(Close Reading)批評范式，直到今天，英美大學的文學系依然鼓勵學生作細讀分析。美國文學批評家蘭色姆認為：“沒有一個批評家讀此書后還能依然故我。”有人甚至說，西方文學應(yīng)分成“前燕卜蓀(Pre-Empsonian)時期”和“后燕卜蓀(Post-Empsonian)時期”。
燕卜蓀在畢業(yè)考試中獲得優(yōu)異成績，并全票當選為瑪?shù)铝諏W院“查爾斯·金斯利副院士”（Bye Fellow）。但是，1929年夏天，一名清潔工在替燕卜蓀搬遷宿舍時，發(fā)現(xiàn)了他在抽屜里存放的避孕套。這件事情被大肆宣揚，成為一個轟動性的丑聞�，�?shù)铝諏W院為此舉行了院務(wù)會特別會議，在燕卜蓀的導師瑞恰茲缺席的情況下，決定開除燕卜蓀，取消他的副院士頭銜，將他的名字從學院名冊上永遠刪除。
被劍橋大學開除之后，燕卜蓀來到倫敦。在瑞恰慈的幫助下，他于1931至1934年，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英國文學。1934年合同期滿不再續(xù)約，他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來到布魯斯伯里，過著清貧、散逸的生活，與當時的詩人、藝術(shù)家們頻繁交往，恰如詩中所說“漸漸地劣酒充溢著整個血管”。
布魯斯伯里是倫敦中心的一個小街區(qū)，著名的大英博物館、倫敦大學，以及一系列書店、出版社等，都集中在這個街區(qū)。20世紀初在這里形成“布魯姆斯伯里集團”（the bloomsbury group），使這個街區(qū)名揚世界。他們是當時英國一群具有“無限的才華，無限的傲慢，無限的激情”的年輕藝術(shù)家、批評家、作家、經(jīng)濟學家等組成的松散而富有個性的小團體，以維吉尼亞·伍爾芙的宅邸為中心，經(jīng)常組織聚會，終夜聚談，品味藝術(shù)經(jīng)典。燕卜蓀住在布魯姆斯伯里，正是這一團體的最后時期。在此期間，燕卜蓀的創(chuàng)作生命勃發(fā)，完成并出版了代表作《朦朧的七種類型》《田園詩的幾種變體》和《詩集》。
二
1935年，中國學者吳宓到英國訪艾略特，住在倫敦的燕卜蓀聞訊前去拜見吳宓，并表達希望到中國去教書的愿望。
1937年，住在布魯姆斯伯里的青年詩人燕卜蓀帶著他的一腔詩情奔赴到了烽火硝煙中的中國，也把現(xiàn)代詩的潮頭引領(lǐng)到了中國詩壇。
燕卜蓀于1937年7月得到北京大學的聘用通知。就在他動身來中國時，恰好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在北平的英國朋友勸他推遲來華，但他拒絕了。當燕卜蓀乘車經(jīng)過西伯利亞和滿洲里，到達北平時，才真正感受到戰(zhàn)爭的嚴酷，他形容自己：“像幽靈一樣來到中國”。
接待燕卜蓀的，是美國學者翟孟生（R·D·Jameson）。翟孟生是一位民俗學家，是基礎(chǔ)英語（Basic English）的推廣者，參與過當時北京的不少學術(shù)活動，在1930年代的清華校園，很多人聽過他的課，《吳宓日記》對他有記錄，鐘敬文在論及民俗學在中國發(fā)展歷史時，也肯定過翟孟生的貢獻。翟孟生還是在中國最早介紹歐美現(xiàn)代主義的外籍教師。當時的《清華周刊》刊有他的英文講稿，上海的商務(wù)印書館也出版過他的《歐洲文學簡史》。在他的講稿中，T·S·艾略特的名字已經(jīng)出現(xiàn)。聽過他課的中國學生大概因為他的課而知道有T·S·艾略特以及《荒原》。
因為戰(zhàn)爭的原因，翟孟生很快回國了。燕卜蓀沒有辦法到北京大學報到，便與瑞恰茲夫婦從天津乘船南下香港，最后乘飛機達到湖南長沙。但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組成的臨時大學尚未開學，他又與瑞恰茲夫婦赴中國西南邊陲和越南進行了冒險旅行。最終，他在云南與瑞恰茲夫婦分手，獨自經(jīng)成都、重慶回到長沙臨時大學。瑞恰茲夫人在日記中寫道，飛機從香港飛往長沙時，經(jīng)過日本飛機常常出沒的空域，大家都很緊張，燕卜蓀卻在紙上做代數(shù)題，似乎顯得很平靜。
同行的另一位英國人維克多·伯塞爾(Victor Purcell)記錄了在廣西和越南的冒險經(jīng)歷：“在經(jīng)受考驗和磨難的時刻，如拖延時間和外交交涉，或者我們被遺忘在路邊，像雨傘被遺忘在出租車上，每到這樣的時刻，(瑞恰茲)會以溫和、遙遠的方式生氣；他夫人會以不同方式對同一個問題表示不滿；我會坐在那里，懷揣殺氣地憤懣；(燕卜蓀)會掏出他的煙斗，在紙上做題�！�
三
當時抗日戰(zhàn)爭烽火正起，北大與清華、南開聯(lián)合遷往內(nèi)地，至湖南長沙，合并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長先后為張伯苓和梅貽琦。因校舍不夠，臨大文學院就設(shè)在南岳衡山白龍?zhí)渡项^的圣經(jīng)學校里，所以《西南聯(lián)大校歌》中說：“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當時，文學院院長是胡適，但實際并未到任。臨大文學院當時有學生80人，前后到達的教授有20多位。
當時南岳條件非常艱苦，臨大文學院距南岳鎮(zhèn)四五里，原系湖南新軍第四十九標營房，后來成為美國人辦的圣經(jīng)學校。校舍為兩層木結(jié)構(gòu)建筑，陳舊破敗，底層潮濕，排滿雙層大床，光線暗淡，學生睡地板。下雨后，多處漏水，只好在被上蒙塊油布，枕畔支柄雨傘，方能睡到天亮。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寫道:“文學院在南岳山腰圣經(jīng)書院舊址。宿舍皆兩人同一室，聞蔣委員長來南岳曾住此，于諸室中為最大�！�
除了住宿條件差之外,吃飯和教學的條件也艱苦。柳無忌當時擔任三門功課的教學,他談到當時學生讀書不易,既無課本,亦缺參考書,教室里一塊小黑板還是后來才搬進來的�！昂蠌N子煮米飯硬的粒�？蓴�(shù),難以吞咽”。
燕卜蓀與瑞恰慈夫婦由海路南下，隨即北上趕到長沙加入臨大。燕卜蓀輾轉(zhuǎn)來南岳報到，在此工作、生活3個多月，播撒了現(xiàn)代派詩歌的種子，并寫下了234行的長詩《南岳之秋》(Autumn In Nanyue)，具體地描繪了他們當時所處的困境，同時也展示了師生們的樂觀向上的思想態(tài)度，以及面對種種艱難困苦所作的思考和堅強的信念。
1937年11月初的一個夜晚，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外文系主任葉公超走進簡陋的教室，高興地對大家說：“同學們，我們所請的英國劍橋詩人已經(jīng)來南岳了，他現(xiàn)在正在樓上打字，明天就可以給大家上課了。嘿，他可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詩人呢！”
長沙臨大文學院當時可謂人才濟濟，匯聚了一大批名流雅士，包括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葉公超、沈有鼎、鄭秉璧、浦江清、柳無忌、容肇祖、吳達元、孫曉夢、羅皚嵐、金岳霖、劉壽民、楊業(yè)治、周先庚、吳俊升、羅廷光等，都是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但所有這些人，當時都沒有燕卜蓀的名氣大。
燕卜蓀抵南岳后,他與哲學家金岳霖同住一室。金岳霖曾留學美英,是學貫中西的大哲學家。他稱金岳霖為“老金”(Lao Chin)。“四人居室，兩位教授將就，談心，論道，不缺朋友”。除了金岳霖之外, 他與葉公超等教授交往密切。他認為南岳長沙臨大的教授一般皆能講兩門以上的外語,其水平比歐洲的大學毫不遜色。
在南岳期間，校方安排燕卜蓀為學生講授莎士比亞和英國詩歌。趙瑞蕻在《懷念英國現(xiàn)代派詩人燕卜蓀先生》中，記述了燕卜蓀第一天上課時的情形：“燕卜蓀先生一進教室門，便開口急急忙忙地說話。一說話，便抓了粉筆往黑板上急急忙忙地寫；然后擦了又寫，又抬頭望著天花板“喔，喔……”地嚷著，弄得大家在靜穆的氛圍里迸出歡笑的火花。那天他給我們大略講述了有關(guān)莎士比亞評論一類的近況。然而，他的話說得又快又不很清楚，一口純正的牛津音，也許我們沒有聽慣，不過聽起來挺悅耳。在那一節(jié)課里，與其說去聽課，不如說來欣賞這位英國現(xiàn)代派名詩人的風采和談吐，大伙兒的眼光迷失在詩人的身上了�！�
當時從戰(zhàn)火中搶救出來的圖書還沒有運到南岳，燕卜蓀硬是憑借超凡的記憶，把《奧賽羅》整段整段地默寫在黑板上，或把喬叟和斯賓塞的詩篇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然后邊講解邊評論。他在《南岳之秋》中寫道：
課堂上所講的一切題目與內(nèi)容，
都埋在丟在北方的圖書館里。
因此人們奇怪地困惑，
為找線索，搜尋自己的記憶。
趙瑞蕻回憶起這段往事說：“戰(zhàn)事倥傯之中，上燕卜蓀的課，讓人恍然覺得如秦火之后，天下無書，儒士背誦整部經(jīng)書授徒�！崩钯x寧回憶說:“因戰(zhàn)亂,交通困難,圖書尚未運到山上。燕先生仍教‘莎士比亞’,憑超人的記憶,用打字機打出莎劇《奧賽羅》(Othello)的全文,油印后供學生閱讀�！�
王佐良回憶在南岳衡山第一次聆聽燕卜蓀的課：“那時侯，由于正在遷移途中，學校里一本像樣的外國書也沒有，也沒有專職的打字員，編寫外國文學教材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燕卜蓀卻一言不發(fā)，拿了一些復寫紙，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機旁，把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一劇硬是憑記憶，全文打了出來，很快就給我們每人一份！我們驚訝于他的非凡的記憶力：在另一個場合，他在同學們的敦請下，大段大段地背誦了密爾頓的長詩《失樂園》；他的打字機繼續(xù)‘無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和A・赫胥黎的‘論舒適’等文章提供給我們――然而我們更驚訝于他的工作態(tài)度和不讓任何困難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
燕卜蓀在講授《當代英詩》課時，從霍普金斯(Hopkins)一直講到奧登，所選的詩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輩詩友，因此他的講解不像一些學院派大師那樣溯源流、論影響，也幾乎完全不征引任何二手的批評見解，他喜歡獨立對詩歌的語言進行精細分析。他還鼓勵學生對詩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見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時要提出與教師不同的看法。
在南岳期間，聯(lián)大的很多文學青年苦中有樂，他們有時徹夜長談，喝濃茶，偶爾也喝點酒。他們極其認真地、幾乎有些放肆地評論著作家作品。他們讀詩、背詩、寫詩；而燕卜蓀幾乎參加了這一切活動。
四
燕卜蓀是第一位來到南岳并且影響巨大的外國文人，他為青年詩人們架設(shè)了一座通往西方詩歌的橋梁。燕卜蓀成為西南聯(lián)大傳奇人物，還因為他的“詩人風度”：極端不修邊幅，而且好酒貪杯，也使他成為臨大文學院的“一道風景”。據(jù)說，有一天下午，該他上課了，學生們在教室里久等他不來，于是兩個學生便自告奮勇地上樓去找他，只見他醉倒在床底下，鼾聲如雷，睡得很香。另一次喝醉后，他把眼鏡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起床時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堅持抗戰(zhàn)”，完全是一副落拓不羈的“詩人風度”。
他經(jīng)常穿著那身灰棕色的西裝和一雙破舊的皮靴，在淅瀝的雨聲中，撐著一把油紙傘，踏著泥濘去南岳鎮(zhèn)上買酒一醉為快。“一塊塊污泥巴沾滿了他的西裝褲，褲管皺卷起來好像暴風雨過后拆了繩索的風帆，他毫不在乎，也不換洗，天氣晴朗時，一樣地穿了來上課”。連南岳的和尚道士、老人孩子都知道，“山上的大學里來了一個邋遢洋人”。
燕卜蓀喜歡中國的虎骨酒，是能夠接受中國烈酒的為數(shù)不多的西方人。他平時總是拿著他的煙斗，有一種英國紳士的儀態(tài)，但有時候又很隨便，喜歡游野泳，有時甚至衣服也被人偷走了。
他的粗心、古怪和邋遢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他的室友，哲學家金岳霖常常需要“強迫”他洗澡、換衣。據(jù)金岳霖回憶，有一次燕卜蓀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穿著一只拖鞋到了食堂。但他沒有回去取另一只鞋，而是將腳上穿的一只也扔掉。
對南岳當?shù)厝藖碚f，也有幸領(lǐng)略了一回“西洋景”：“煙霞深沉、層林盡染的秋色中，一個有著西方人特有的紅通通的高鼻子的外國人，身穿灰棕色西裝，手拿手杖，腋下總是挾了一兩瓶紅葡萄酒，大口袋里塞滿著書本、火柴和英國煙卷，匆匆來往于白龍?zhí)镀俨忌弦粭l長滿了秋草的山間小徑，而佳麗的南岳風景則常常令他駐足、徘徊……”
對燕卜蓀的為人，南岳分校的師生們給了很高的評價，多年以后，他的許多學生，還深情地回憶他們英國老師那些有趣的故事，以及對于他們的深刻影響。 |
